陈定模意识到：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得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上级严厉打击“分田单干”风。陈定模拍着胸脯承诺：“上级追究下来，我一个人顶着。”于是，辖区内各公社大队纷纷开始“分田”。
1981年7月29日，台风在温州平阳登陆，此时钱库区90%的早稻已经完成收割，史上第一次完成938多万斤的国家征购粮任务，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
吃饱饭了，还得有钱花。陈定模瞄准了传统工商业，调动能工巧匠的积极性，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事副业和商业活动。当时，农民出去经商要有“小贩登记证”，审批通常非常严格，一证难求。陈定模二话不说，帮忙搞定了大量的小贩证。
有人在背后指手画脚，说陈定模煽动青年人不务正业，但钱库的家庭手工作坊实实在在地发展起来了。到1983年，钱库成为温州地区的十大市场之一，不少人率先致富，成为万元户。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引用陈定模的一句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引发巨大争议，震人发聩。对此，陈定模本人有话说：“如果你不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叫什么‘改革’？改革就是去突破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政策规定。我说的 ‘违法’不是贪污受贿，而是在政策上要有所突破。我跟吴晓波说，你引用我的话，要引用全啊。”
城市化“抢人”模式的先驱
1984年3月中旬，苍南县委书记胡万里组织开会，让金乡、钱库、宜山三区干部为龙港建设出谋划策。陈定模建议，由三区各在龙港建一条街，动员“万元户”到龙港建设投资。
有人说：“老陈，你这个傻瓜，把精英送出去，自己区怎么办？”陈定模气定神闲：“你们不用担心，经济就像森林，把大树砍掉了，下面的树自然会长上来。大树老不砍，小树怎么长？”
当年5月底，苍南县开始撤区扩镇。坊间传闻早早就传开：陈定模将被调到县城指挥部任职。宣布任命的当天凌晨，陈定模先后敲开书记、县长的门，主动请缨：“让我去龙港吧，不要县里一分钱。”
县长刘晓骅很不解：“老陈啊，你到那个地方干什么？”陈定模说：“刘县长，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给我权。君子争权不夺利，只要你给我权，我三年时间还你一个像模像样的镇。完不成任务，开除党籍。如果改革摸索中出错，县委讨论的时候请你高抬贵手；如果我以权谋私，那该判刑该枪毙都不用讲面子。”
6月3日，陈定模从钱库坐船去到龙港。那时的龙港是个“灯不明、水不清、路不平”的小渔村，人口7000多，只有一架电话机，没有理发店。县里明确表示，没有经费支持。相比之下，陈定模此前主政的钱库区有9个乡、34个村、17多万人口。
陈定模到龙港后，马上组织镇、村干部开展有关“建设龙港靠什么”的大调查、大讨论。一个月后形成共识：龙港最需要的是“人”。“抢人”是龙港建设的第一要务。
陈定模笑着说：“最近全国各大城市都在‘抢人’，我三十多年前就这么做了。”
人从哪里来？面对旧体制下户籍、口粮、身份等重重限制，陈定模以中央(84)一号文件中“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段话为依据，在县委的支持下于6月发文：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这在当时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人来了就得建城，上级不拨钱，陈定模绞尽脑汁想办法。为了建设绿化，他发动每户人家种树，“忽悠”大家：“如果树长不大，你的家庭就不兴旺。”老百姓很吃这一套，不仅积极种树，一旦树长得不好，还会偷偷买树补种。
“中国城管第一人”的“无中生有”
经济学者于光远称陈定模为“不花钱办大事的天才”，并非没有依据。
确定“抢人”战略后，陈定模开始拉拢周边农村地区的“万元户”。他说：“拉人就像男女谈恋爱，我追你，愿意花很多钱送东西给你。”他在镇里抽调人员组了12支宣传队，让他们按自己画的龙港规划图，到各区去宣传：凡是参与龙港建设的，第一给城镇户口，第二给地基盖房子。这对农民很有吸引力，他们梦寐以求的“做城里人”的愿望在龙港可以实现。
1984年7月，龙港镇政府成立“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一时间，温州南部挂起了一阵“龙港风”，“龙港地图上找不到，群众都知道”。
镇会议室里天天人挤人、肩擦肩。老百姓们登门拜访，陈定模给他们看规划图，还让施工队挖土沟，把挖出的土往中间一堆，跟前来龙港落户的人说：“你的房子就在这里。”
龙港镇政府规定，1984年11月1日到12月31日18:00交地价款。起初很多人还在观望；到了12月下旬，人们争着把一捆一捆的10元面额现金往柜台里塞；到了12月31日那天，人们排起长龙争相交钱，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场维持秩序，并决定将交款截止时间延后到1985年1月1日8:00。
最后汇总一算，共收到地价款近千万元。人们说，陈定模一夜之间在龙港建起个“建设银行”。要知道，当时苍南县一年的收入才800万元。那一年的春节，县里向龙港镇借了200万元。
就这样，龙港镇“无中生有”地冒了出来，1987年居民3万多人，到1989年增多到了6万人，各种问题随之而来。初建时期，镇里只有9名干部，其中公安才2人，如何管理整个镇成了棘手的难题。
于是，陈定模找了些人，穿上统一的制服，负责维持秩序，这些人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城管”，陈定模因此成了“中国城管第一人”。后来各地城管出了些乱相，“始作俑者”陈定模一度很自责。他说，“社会治理”的“治”是三点水的“治”，应该温柔如水。
“农民脱鞋上楼”背后的文化意义
龙港成为“中国第一农民城”后，到龙港考察投资、参观学习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络绎不绝，龙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波城市化浪潮的标杆。
有一次，陈定模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农民家里参观，发现农民家里脱了鞋才能上楼。几千年来，脱鞋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下地劳动，现在脱鞋才能上楼，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为什么叫“农民城”呢？因为那里的第一代居民本质上都是农民。龙港的建设让第一代学会了“红灯停、绿灯行”，让第二代学会了讲卫生、不乱丢垃圾。城市化不仅是规划建设，更是文化改造。
后来，陈定模下海办学，开始了新的尝试，但此后每当人们提起“温州模式”和城市化，仍免不了会提起他。如今的陈定模已年过八旬，生理上老了，精神上却依然活力四射：“有两个地方我绝对不去，一个是养老院，一个是老年大学。”
这位“八零后”老头穿着几十块钱一件的Polo衫，拿着印有“套路”字样的手机壳，乐于跟年轻人聊天，聊天的内容自然绕不开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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