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筹划秋收起义期间曾被抓:潘心源抛撒银元引开敌人_潘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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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筹划秋收起义期间曾被抓:潘心源抛撒银元引开敌人

毛泽东筹划秋收起义期间曾被抓:潘心源抛撒银元,让他成功脱险

要知道,这是毛主席一生唯一一次被抓。

原标题 子女忆潘心元:毛泽东在浏阳遇险时 他曾引开敌人 2014年09月29日 08:38 来源:长沙晚报  朱华

 

核心提示:当时,十几个团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因毛泽东不会浏阳话,潘心元立刻上前搭话,称自己是做夏布生意的商人,只是途经此地。但团丁们不依不饶,要搜身。情急之下,潘心元撒下一把大洋,团丁们一个个冲上前去捡大洋,潘心元趁机和毛泽东分开跑,潘心元边跑边撒大洋,甚至连妻子给他的金戒指都丢了出去。“那可是爸爸出门之时妈妈给的,说一来有个念想,二来可兑钱应急。”潘侠仁说。

90多年前,在革命老区浏阳,涌现了众多革命先烈,原中央巡视员、红三军代政委、红四军、红十三军政委、第一任浏阳县委书记潘心元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一名“富二代”,他毅然投身革命,书写了传奇的一生。昨日,本报记者走访了他的子女,听他们讲述父亲的故事。

潘心元烈士之墓 资料图

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父亲曾以个人名义借钱

长沙市营盘路戥子桥69号,是闹市的幽静之处。在这里,记者见到了潘心元的儿子、今年92岁的潘侠游和88岁的小女儿潘侠仁,两位老人均耳聪目明、精神矍铄。

“其实我们几乎都没见过他,那时我们一家4代人,四处分散逃离,直到解放后才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父亲参加革命,潘家人被国民党追捕,作为儿子的潘侠游更是“斩草除根”的重点对象,“老家是没法呆了,祖母带着我逃到了沅江,妈妈带着姐姐和妹妹在外乡东躲西藏,曾祖母则一个人到乡下亲戚家避难。”这样颠沛流离的日子,一家人过了十几年。

“1928年因家里被国民党烧了,逃得匆忙,姐姐说我最可怜,袜子都没穿,一床烂棉絮包着,被蚊虫咬得稀烂的,都灌脓出血了。”当年只有2岁的潘侠仁的很多回忆已过世的大姐,在大姐幼时的记忆中,每天都是东躲西藏,一下躲到东家,一下又跑到西家,饱受风餐露宿的痛苦,“后来把我寄养在别人家,妈妈带着姐姐继续逃,有一次到一个叫保篾匠的家里吃东西,结果敌人来了,她们只好爬到猪栏厕所顶上躲起来,没想到两个人太重,压断了檩子,两人掉到粪坑里,由于敌人还在搜寻,她们只好一动不动呆着,因为没有任何发现,最后敌人把保篾匠给杀了!”

此外,家人还要想方设法帮潘心元还账。“因为地下党活动经费紧张,都是父亲以个人名义打的借条,家里被烧之前总有人拿着欠条找上门讨债。解放后,还有个姓李的人拿着借条来找妈妈,后来是王首道帮忙解决的。”尽管如此,祖母和母亲却依然坚定地支持着父亲,没有怨言。

革命先驱原是“富二代”,随时准备牺牲一切

潘侠游、潘侠仁说,幼时仅知道爸爸闹革命去了,因为大人都缄口不语,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爸爸的很多事情,我们也是解放后才得知的,为此我也翻阅了很多文献资料,爸爸真的了不起!”

1903年,潘心元出生在浏阳北盛区伍佳渡村(今永安镇歧岭村)的一个财主家庭,两代单传的他简直就是潘家的“小皇帝”,长辈给他取名“国卿”,寓意官达“卿相”。尽管“卿伢子”天资聪颖却生性叛逆,长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后,改名为潘心元。

“爸爸曾跟妈妈解释过,意思是,元者,大也,就是说他心大着呢,他要搞共产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此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的心与首都交给党了,随时准备牺牲一切。”潘侠仁说。

潘心元的岳父是浏阳北盛首富,只有一个独生女,从2岁起就开始为女儿寻觅佳婿,结果找了个“不顾家”的潘心元,岳父曾劝他,只要放弃共产主义,他愿意给小夫妻俩建最好的房子,让他们过上最舒服的日子,却被潘心元一口拒绝。甚至将革命矛头一开始就对准了自己家里和岳父家,为了革命,他倾家荡产。

自掏腰包创办进步刊物《新民》、发起农民运动、成立浏阳第一个农会、全票当选浏阳首任县委书记……就这样,一个“富二代”主动放弃了荣华富贵,逐渐成为了党内早期从事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杰出领导者。

 毛泽东浏阳遇险,他抛撒银元引开敌人

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的历险记,期间有个人借了20多块大洋给他,这个人就是潘心元。

1927年,秋收起义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潘心元把浏阳工农义勇队带到了铜鼓后,独自去安源寻找党组织遇到了毛泽东,并带去了3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3团,并决定和潘心元赶赴铜鼓,亲自指挥。

潘心元将自己所带的50块大洋,分了一半给毛泽东,并打扮成富商模样,一路总走在毛泽东前面,以防不测。“因向导留的路标被风吹掉了,结果两个人误入了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浏阳张家坊(即现在张坊)。”潘侠游说。

当时,十几个团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因毛泽东不会浏阳话,潘心元立刻上前搭话,称自己是做夏布生意的商人,只是途经此地。但团丁们不依不饶,要搜身。情急之下,潘心元撒下一把大洋,团丁们一个个冲上前去捡大洋,潘心元趁机和毛泽东分开跑,潘心元边跑边撒大洋,甚至连妻子给他的金戒指都丢了出去。“那可是爸爸出门之时妈妈给的,说一来有个念想,二来可兑钱应急。”潘侠仁说。

捡完大洋和戒指后,团丁急忙又来追。潘心元反倒在路上停了下来,并大骂团丁抢劫,以吸引注意力,确保毛泽东成功脱险。被抓到团防局后,潘心元成天装疯扮傻,把团丁们搞得心神不宁,只好把他转交县团防局,在路上,潘心元装病要休息,请团丁喝茶,自己趁机跑了。

开会途中被捕,牺牲50多年后才发现墓地

“解放后,妈妈一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浙江当地政府再三求证下,才确认浙江苔山岛上的潘姓烈士墓就是我父亲的,这时距他牺牲已经50多年了!妈妈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才安下心,她老人家活了一百岁。”潘侠游、潘侠仁都曾前往当地,给父亲扫墓。

1929年,潘心元成为中央巡视员,向党中央汇报了湘鄂赣三省巡视情况后,再次受命赴浙南巡视。并在危难中,被任命为红十三军政委,为了整顿红二团,在苔山亲自抓训练。1930年12月,在一次赴温州开会途中,不幸被捕。

“本来不是抓他的,是抓另外一个去温州看病的战士。”潘侠仁说,那个红二团战士在参加红军前,曾用“抢亲”的办法抢到了媳妇,其岳父母为此一直怀恨在心。打听到女婿要去温州看病后,就假装为他联系了便船,同时向国民党告密。

不容分辩,敌人便将两人五花大绑了。潘心元见凶多吉少,为减少损失,便主动说:“我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要抓抓我,把他放了吧。”敌人并不清楚潘心元的身份,但他们早已得到指令,当场对两人实行了枪决。

红二团得知后,派人抢回了遗体,把潘心元葬在了苔山最高处。

烈士墓在浙江,渴望父亲魂归故里

“发现是潘心元的墓后,当地群众自筹资金,用花岗岩为父亲修好了墓,还竖起了墓碑,写上了‘红十三军政委潘心元烈士墓’。”然而令潘家兄妹遗憾的是,1928年,因为抓不到潘心元,国民党将潘家的房子都烧光了,“浏阳老家竟是找不到一处纪念场所,我们老宅那里如今也只剩下一条路了。”

在父亲影响下,潘侠仁也成为了进步青年。1948年,潘侠仁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去广东实习,她携带去了一份资料,并在广州寄给香港的地下党。“主要是帮助传递信息之类的。”如今,她是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离休干部。

解放后,在王首道的关心下,潘侠游参军入伍到了新疆,之后回到了长沙,在省参事室工作,如今老人儿孙满堂,每天都会到湘江边锻炼身体。“父亲为革命奉献了一切,作为子女,我们希望在浏阳有个纪念场所,或者是衣冠冢,让更多后人不要忘记他,了解他、记住他。”老人说,这是自己唯一的心愿。

 英烈档案

潘心元,1903年出生,浏阳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浏阳县委第一任书记。既是一位卓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武装斗争的领导者。

潘心元,生长在富裕家庭,为了广大劳苦大众,“脱下长袍”,舍家别妻,毅然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人称“潘博士”,文韬武略,有勇有谋,掩护毛泽东张坊脱险,驰骋在湘赣边界。1930年英勇就义。

潘心元,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从此,他的名字被载入《中国革命英名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红军将领传》《中国共产党名人大辞典》等史册。

 英烈祭奠

祭拜英烈,这些地方别错过

首个烈士纪念日前夕,专家为本报读者指点长沙拜祭地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诞生了众多仁人志士,近代以来,长沙名人更是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著称于世。他们不少人长眠于此,成为长沙不可再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青山有幸埋忠骨”,全国首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长沙著名文史专家陈先枢为本报读者指点了可去祭扫的部分烈士墓地。

陈先枢曾参与编撰了《中国长沙·名寝与名人》,这本书里记录了长沙地区名人陵寝及陵寝主人生平事迹、传奇故事,它收录了长沙地区今存名人陵寝共82座,其中45座已公布为全国、省、市、县四级文物保护单位,占长沙地区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28%。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分别为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墓、反袁护国英雄蔡锷墓;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1处,如马王堆汉墓、长沙王吴著王陵、晚唐名相裴休墓、南宋理学大师张栻墓等。

本书共有3章介绍了长眠在长沙的烈士,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抗日英烈三个篇章。

“岳麓山是个重要的纪念场所,共有50多座烈士墓。”陈先枢表示,“许多革命志士为探求中国富民强国之路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岳麓山就长眠了18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包括黄兴、蔡锷、陈天华、林修梅、刘道一、蒋翊武、焦达峰等,其中不少是逝世后从外地迁葬长沙的。之后又有北伐阵亡将士、抗日英烈和革命烈士安葬于此。”

“新民主主义革命烈士墓有7个,其中姜梦周葬在宁乡,陈章甫葬在浏阳,黄爱和庞人铨(合葬)、高继青都葬在岳麓山,田波扬葬在浏阳,郭亮葬在望城,杨开慧葬在长沙县。”陈先枢对烈士们的事迹也很清楚,“杨开慧在监狱中受尽肉体折磨,口里吐出的只有‘不知道’三个字;高继青是学生领袖,在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活埋,这些烈士都死得很壮烈。”

抗日烈士也有很多故事。“像长沙县的郑家溉,原本是晚清的著名书法家,因为被日本人逼着当维持会会长,不从,自己跳河自杀,谁料水太浅没死,被日军用枪打死了。”此外,被誉为“现代文天祥”的齐学启长眠在岳麓山,远征军将领洪行将军则回到了故里宁乡县,空军烈士周光彝也葬在宁乡县,“1937年,周光彝在南京驾驶飞机与日军作战,在飞机中弹后,干脆驾机撞向了敌军飞机,光荣牺牲。”

此外,还有岳麓山的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和宁乡战役抗日阵亡烈士公墓值得祭扫。

 英烈数字

长沙烈士近两万人

周益生、杨守仁……翻开长沙市民政局编撰的《长沙烈士英名录》,18523名烈士赫赫在目。他们为了民族的繁衍生息、国家的独立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在严刑拷打下视死如归,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英勇献身,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表现出了巨大勇气和高尚的情操,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三湘儿女。

2007年出版的《长沙烈士英名录》共2070页,分三册发行,对长沙的18523名烈士生平资料、英雄事迹进行了详细记录。翻开《长沙烈士英名录》第一页,周益生的名字醒目地列在最前面。这位烈士牺牲于1911年,是浏阳北盛乡易家村人,他于1885年出生,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被反动派杀害。据悉,在长沙烈士中,浏阳籍烈士人数众多,占据了第一本名录的绝大部分篇幅,特别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期间牺牲的居多。

与周益生同一年牺牲的烈士杨守仁为长沙县高桥镇人,1902年从事反清革命,1911年为唤醒中国民众而投身大西洋殉国。第18523位烈士是一名解放军战士,他出生于1988年,17岁入伍,2006年在一次事故中不幸牺牲,同年被追认为烈士,骨灰安放在湖南革命陵园内,牺牲时年仅18岁。

本版撰文 首席记者 朱华 实习生 彭云华

——谨以此文纪念秋收起义的革命烈士英雄!

附录

毛泽东浏阳遇险,他抛撒银元引开敌人

《党史文汇》发表文章《红军高级将领潘心源:功过是非任人说碧血丹心写春秋》。文章中谈到了秋收起义时,毛泽东的一段遇险经历,以下为文章摘编。 1927 年9 月9 日,秋收起义打响,而在这一天,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却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原来正当这位新任的前委书记风风火火从安源到铜鼓准备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 关于这次遇险的细节,1936 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的历险记,期间有个人借了20多块大洋给他,这个人就是潘心元。

1927年,秋收起义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潘心元把浏阳工农义勇队带到了铜鼓后,独自去安源寻找党组织遇到了毛泽东,并带去了3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3团,并决定和潘心元赶赴铜鼓,亲自指挥。

潘心元将自己所带的50块大洋,分了一半给毛泽东,并打扮成富商模样,一路总走在毛泽东前面,以防不测。“因向导留的路标被风吹掉了,结果两个人误入了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浏阳张家坊(即现在张坊)。”潘侠游说。

当时,十几个团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因毛泽东不会浏阳话,潘心元立刻上前搭话,称自己是做夏布生意的商人,只是途经此地。但团丁们不依不饶,要搜身。情急之下,潘心元撒下一把大洋,团丁们一个个冲上前去捡大洋,潘心元趁机和毛泽东分开跑,潘心元边跑边撒大洋,甚至连妻子给他的金戒指都丢了出去。“那可是爸爸出门之时妈妈给的,说一来有个念想,二来可兑钱应急。”潘侠仁说。

捡完大洋和戒指后,团丁急忙又来追。潘心元反倒在路上停了下来,并大骂团丁抢劫,以吸引注意力,确保毛泽东成功脱险。被抓到团防局后,潘心元成天装疯扮傻,把团丁们搞得心神不宁,只好把他转交县团防局,在路上,潘心元装病要休息,请团丁喝茶,自己趁机跑了。 (子女忆潘心元:毛泽东在浏阳遇险时 他曾引开敌人2014年09月29日 08:38 来源:长沙晚报 )

秋收起义前智救毛泽东脱险的潘心源潘心源

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人,又名潘心元,化名彭清泉1904年2月生于浏阳县丰裕乡一个富裕家庭。1916年底,由家庭安排,与周坤元女士结婚。1920年考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他眼界大开,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2年把妻子接到长沙,先后在崇实职业学校、明宪女中读书,直到长沙马日事变后因被捕而辍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

富家子闹革命智救毛泽东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前一天,即1927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起义的最高领导者、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却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原来,正当他由江西安源到铜鼓准备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时,却在湖南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

1936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了这次遇险: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汉冶萍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被几个民团兵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 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队长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四周都是很高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文中提到的那个借钱给毛泽东的人,就是潘心源。潘心源,1904年出生,湖南浏阳丰裕山伍家渡人。他生于富有之家却无富人之通病。17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次年牵头成立浏北新民社。因蔑视时代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新民》刊,被推为首届主编。他先后撰写多篇文章,阐述“现在要弄好中国,谁都知道要推翻坏政府,打倒坏军阀,驱逐坏政客”等救国之道。1923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24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就在积极引导和影响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时,潘心源却被当局教育部门以“不务正业”为由开除。于是,他干脆返乡当起了职业革命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其间,为了给穷苦百姓做榜样,他动员母亲参加革命,并推荐她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然后又带头清算岳父的“老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荒委员会,闹起了粜米风潮。此外,他还开展了禁牌赌、禁鸦片等活动,赶走为虎作伥的团防局长,进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927年马日事变时,潘心源掌握了数万农军,并率浏阳农军参加了湖南10万农军围攻长沙的斗争。他还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他们是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有生力量。

秋收起义前夕,潘心源到安源会见毛泽东,并参加了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会后,毛泽东和潘心源从安源出发,经浏阳奔赴铜鼓,去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举行起义。 没想到,就在临近铜鼓时,一行人被清乡队抓获。当团丁发现毛泽东跑了,一边高声地叫着“跑了,跑了”,一边追赶。这时,潘心源几个箭步冲到团丁面前,拦住团丁们的去路,大声喝道:“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名堂,青天白日竟敢到处抓人!我要去团防总局那里告你们的状!”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就在团丁一愣神的时候,潘心源故意朝毛泽东逃跑的相反方向边喊边跑:“老板,等等我!……”毛泽东就这样到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后又闯了出来。

关于这次遇险,除了毛泽东有过深刻的回忆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当年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时为中共浏阳永和区委书记的张启龙在《毛委员到铜鼓》一文中这样写道:“毛委员和潘心源被扣后,毛委员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银圆,往地上一撒,团丁急忙去抢钱,这时毛委员与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了……”

假如不是毛泽东巧妙设计谋摆脱团丁,假如不是潘心源故意分散团丁的注意力……历史没有假设。否则,秋收起义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总结游击术错送“袁王”命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源则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艰苦条件下,潘心源坚持斗争,并领导成立浏北游击队,很快打开了浏阳地区斗争的局面。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潘心源又率领平(江)浏(阳)游击队加入红五军第二纵队。其间,潘心源根据游击战争的实践,总结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学会打圈子”等游击战术。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彭清泉)为巡视员去湘赣边界巡视督查工作,并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着潘心源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护送他前往红五军军部,巡视五军的情况。 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为了更快、更好地开展工作,潘心源建议召开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

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在遂川于田召开,并作出了三项决定:湘赣边界特委与赣西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集中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军第六军;坚决地解决袁文才、王佐。 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中记载:“联席会很顺利的在遂川开了4天,有代表9人,并有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出席。”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也记述了这一事件:“这一问题(‘袁王’问题)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负责办理的。”从以上可以看出,潘心源为错杀袁文才、王佐定下了调子。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0年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刊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有人据此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袁、王;有的则认为,杀害二人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朱昌偕;有的还认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负责。

从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潘心源与“袁王事件”脱不了干系。其实,熟知井冈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错杀的原因极为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1965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时,曾对人说过:袁、王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王佐的冤案是由于“左”倾路线造成的,不便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军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都没有因为这件事为难潘心源。1930年2月,潘心源旋即被选任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并先后兼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同年8月,还被选为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委员,负责地方动员工作。其间,他一直和毛泽东、朱德等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因而,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潘心源并没有因为“袁王事件”而湮没他应有的光芒。

怅望长沙城血洒玉环县

 红军一打长沙后不久,“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1930年8月24日,潘心源率领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15公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不出。

9月3日,潘心源获悉守敌指挥部为给守城的敌军鼓气,打破被围的困境,将以10个团的兵力从红三军团当面之地猴子石出击。在总指挥部的支持下,潘心源进行了歼敌部署:红三军团一部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另外协调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对敌进行伏击。是役,毙敌600余人,俘敌团长2名及士兵1000余人,缴枪1000多支,并击伤其旅长陈渥及2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此后再也不敢反击。

尽管红军后来想尽办法,多次突击,甚至采取“火牛阵”,但攻城均未奏效。这时,补给日益困难,敌人增援日多,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以及潘心源等总前委领导说服了中央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少数干部,撤出战斗。

攻打长沙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浏阳农民自卫军近千人编入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就牺牲了数百人。另外,因为急于组织起义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使包括浏阳等多个县区乡的党组织遭受破坏,长沙周边党的力量损失惨重。看着自己参与组建的党组织在“左”倾错误的强令下被摧毁,潘心源十分痛心。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不久,为了使“左”倾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得到贯彻,中央派出代表团对苏区高层领导进行考察。中央代表在考察中获悉潘心源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超计划性地扩红……于是,中央代表对潘心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横加指责。

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潘心源因在担任中央巡视员期间曾多次往来于上海与中央苏区,故与周恩来熟识。在此情况下,潘心源将心中的忧虑和苦闷向周恩来作了倾诉。周恩来对潘心源的革命忠心以及领导能力都非常了解,又一次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同时,让他兼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职务。

就在潘心源走马上任后不久,因叛徒出卖,他不幸在浙江玉环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就在他牺牲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还专门刊发了讣告,并辟出专版刊登有关文章悼念。

——谨以此文纪念秋收起义的革命烈士英雄!

附录

红军高级将领潘心源:功过是非任人说碧血丹心写春秋

(江西)何小文 2014年05月09日10:0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汇

“打妖”被除名智救毛泽东

1927 年9 月9 日,秋收起义打响,而在这一天,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却遇到了一场生死考验。原来正当这位新任的前委书记风风火火从安源到铜鼓准备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时,却在浏阳的张家坊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住了。

关于这次遇险的细节,1936 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米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

在此危难时刻,毛泽东能逢凶化吉,其中当然体现了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然而就在此危急关头,不仅有“一个同志”借钱给毛泽东,而且还机智地掩护过他,并让他顺利脱离险境。这个人就是潘心源。

潘心源,浏阳丰裕山伍家渡人,出生于富裕家庭。17 岁考进长沙岳云中学,次年牵头成立“浏北新民社”;因蔑视时代且文笔激扬,加之慷慨捐资办《新民》刊,被推为首届主编,先后撰写《打妖》《乡村革命与新旧调和》《五七国耻纪念日泪告同胞书》等言辞犀利的文章,阐述“现在要弄好中国,谁都知道要推翻坏政府,打倒坏军阀,驱逐坏政客”等救国之道。不仅如此,他还以实际行动投身于革命,先是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6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 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他到浏阳,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就在他积极引导和影响学生进行革命活动时,却被当局教育部门以“不务正业”为由予以开除。于是,他干脆返乡当起了职业革命者: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其间为了给穷苦百姓做出榜样,他动员自己的母亲参加革命,并推荐她任乡妇女主任兼管农会财务,然后又带头清算其岳父的“老帐”,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救荒委员会,闹起了粜米风潮,赶走为虎作伥的团防局长。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时,潘心源掌握了用枪支、梭标、大刀武装起来的数万农民军,并率浏阳农民军参加了湖南10 万农民军围攻长沙的斗争。他千方百计保存浏阳农军武装,为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有生力量。

秋收起义前夕,潘心源到江西安源会见毛泽东,并参加了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会后,毛泽东和潘心源从安源出发,经浏阳奔赴铜鼓,去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举行起义。就在快到铜鼓时,一行人被地主武装团防队抓获。当团丁发现毛泽东跑了,一边高声地叫着“跑了,跑了!”一边端起梭镖就追!这时,潘心源几个箭步冲到团丁面前,拦住团丁们的去路,大声喝道:“你们到底搞什么鬼名堂,青天白日竟敢到处抓人!我要去团防总局那里告你们的状!”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给镇住了。就在团丁一愣神的霎那间,潘心源故意朝毛泽东逃跑的相反方向边喊边跑:“老板,等等我!”……毛泽东就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脱了险。

潘心源,这位当年的浏阳县委书记,在危急关头救护毛泽东这一功,是应该永远记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的。

自创游击术错送“袁王”命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潘心源则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势力猖獗的艰苦条件下,潘心源坚持斗争,并领导成立浏北游击队,很快打开了浏阳地区斗争的局面。此后他承担着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的重任。1928 年7 月22 日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潘心源又率领平(江)浏(阳)游击队加入红五军第二纵队。其间潘心源根据游击战争的实践,总结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学会打圈子”等游击战术,为湘鄂赣苏区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潘心源的功绩不仅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所称颂,而且连后来的苏区政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譬如他牺牲后不久就被苏维埃政府评为烈士,便是明证。然而,因为潘心源曾在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之一的“袁王”事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导致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井冈山“山大王”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以至于演绎了一场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剧。

1929 年冬,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袁清泉) 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督查工作,并传达贯彻“六大”精神。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着他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护送他前往位于永新、安福的天河红五军军部,巡视红五军的情况。根据近半月的巡视,潘心源觉得有三件事要急于处理:一是将湘赣边界、赣西特委合并组建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六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他亲自指导召开了“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从而为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定下了调子。于是,依据潘心源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制定的特殊“预案”,有的史学工作者根据事发后第3 天即1930 年2 月27 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袁王”;有的则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即潘心源)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有的还认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负责。从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潘心源与“袁王事件”脱不了“干系”。其实,熟知井冈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错杀的原因极为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说清的。我们评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单独地从一个角度来看,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于“袁王”被错杀事件,毛泽东在1965 年回到阔别38 年的井冈山时就曾对人说过:袁、王的死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袁、王的冤案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不应追究是哪个人的责任。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军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都没有因为此事给潘心源穿“小鞋”,因为在1930 年后,潘心源任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常委(总前委由赣西南特委、粤东特委、四五六三军军委共同组成,总前委常委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潘心源等人)等职务期间一直和毛泽东密切配合、并肩战斗,所以,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潘心源并没有因为“袁王”事件而淹没他应有的光芒。

怅望长沙城血洒玉环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多次发生过“左”、右倾错误。1930 年二打长沙便是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潮影响下所作的战略误判。红军一打长沙后不久,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要求红军再次进攻长沙。1930 年8月24 日,潘心源亲率红三军团的第五、第八军及浏东地方武装为中路,于28 日进抵长沙东南郊外30 里的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中铺、龙头铺一带,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但守敌却连续数日坚守不出,让劳师远征、企望速战速决的红军官兵无可奈何。

直到9 月3 日,潘心源从总指挥部获悉守敌将以10 个团的兵力从红三军团正面出击,在总指挥部的支持下,马上进行歼敌部署:由红三军团一部担负监视正面敌人的任务,另外协调红一军团在敌出击线西侧,对敌进行伏击。是役,毙敌600 余人,俘敌团长两名及士兵1000 余人,缴枪1000 多支,并击伤敌旅长陈渥及两名团长,余敌狼狈溃逃,龟缩于猴子石阵地内,再也不敢反击。

尽管红军后来想尽办法,多次突击甚至采取“火牛阵”攻城均未奏效。反因补给日益困难,而增援之敌日多,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以及潘心源等总前委领导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少数干部,才撤出战斗。

客观而言,攻打长沙虽是党和红军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对攻占中心城市建立城市政权并谋求成为党领导革命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所作的尝试之举。但是,面对强敌,而把分散在农村的弱小红军集中起来,进攻大城市,进而妄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不仅未能攻下省垣,反而导致损兵折将。仅浏阳农民自卫军就牺牲了数百人。另外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使包括浏阳等多个县区乡的党组织遭受破坏,长沙周边党的力量从此一蹶不振。看着昔日自己亲自参与组建的党组织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强令下被摧毁,而众多战友也所剩无己,潘心源不禁怒火中烧,狂呼若雷。在回师江西途中,赋词一首:

满江红·西望长沙

西望长沙,湘江逆流五月急,魔鬼舞,深仇似海,怒眦欲裂。洪流今又卷高潮,红旗千里蔽日月。正扬鞭驰马指危城,扫妖孽。捣魔窟,且慢着,夺五省,谈何易?挽狂澜既倒,有赖贤哲。巨龙掉头东入海,碧波万顷任游弋。待洪涛掀浪撼孤岛,斯可矣。

正当潘心源强烈寄希望于那些党内领导同志能够审时度势,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重新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之时,1931 年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而这次会议却标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不久,为了使“左”倾路线得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贯彻,中央派出代表团对苏区高层领导进行考察。中央代表在考察中获悉潘心源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主张向敌人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得到发展,不赞成超计划性的扩红…… 于是对潘心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1931 年12 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局任书记。潘心源将心中的忧虑和苦闷向周恩来作了倾诉。

周恩来对潘心源的革命忠诚以及领导能力都非常了解,为了鼓励潘心源继续干好革命工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激励他到基层和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周恩来亲自安排他又一次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同时任命他兼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职务。就在潘心源走马上任后不久,因叛徒出卖,不幸在浙江玉环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什维克》专门刊发了讣告,并辟出专版刊登悼念文章。

毛泽东虎口脱险领导起义

2017-08-07 湖南日报记者 朱文硕 周帙恒

在湖南省浏阳市张家坊镇与江西省铜鼓县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上树木茂盛、飞鸟欢鸣、溪水清亮,与南方常见的山没什么两样。 但它不是一座寻常的山。90年前,这里发生了一件“鼎定乾坤”的大事——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的毛泽东,在这座山上成功脱险,避免了杀身之祸,随后领导了秋收起义,继而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与建设。 这里,铭刻了一段关乎毛泽东个人生死,牵系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传奇。 8月中旬,我们来到这里,触摸那段传奇。 毛泽东被捕面临处死,押解途中机智逃脱 1927年9月上旬,为直接指挥驻扎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同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煤矿共产党员易子义一道,从安源出发前往铜鼓。

江西省铜鼓县定江东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旧址——萧永翁祠。(资料图片)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朱文硕 周帙恒

在浏阳市张家坊镇与江西铜鼓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上树木茂盛、飞鸟欢鸣、溪水清亮,与南方常见的山没什么两样。

但它并不是一座寻常的山。90年前,这里发生了一件“鼎定乾坤”的大事——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的毛泽东,在这座山上成功脱险,避免了杀身之祸,随后领导了秋收起义,继而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与建设。

这里,铭刻了一段关乎毛泽东个人生死,牵系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传奇。

7月中旬,我们来到这里,去触摸那段传奇。

毛泽东被捕面临处死,押解途中机智逃脱

1927年9月上旬,为直接指挥驻扎在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同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煤矿共产党员易子义一道,从安源出发前往铜鼓。

翻山越岭跋涉几日后,毛泽东一行走到了浏阳张家坊境内。在一个叫七溪坳的地方,他们被十几个民团团丁拦下盘查。对此, 毛泽东、潘心源其实早有防备,他们离开安源时就开具了“煤矿采购员”的介绍信,并乔装成商人模样,途中遇有盘查,均称前往铜鼓、万载等地采购物资,一路都算顺利。但在七溪坳,团丁死活不肯放行,非要将他们押到张家坊团防局去不可。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在被押往张家坊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机智逃脱。对此,毛泽东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有详细描述:“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毛泽东脱险之后,潘心源在被押往浏阳县团防总局的途中也机智地甩掉了团丁。易子义被押到浏阳县城关进了监狱,后在工农革命军攻占浏阳县城时获救。

如今,毛泽东脱险之处已被建成革命纪念地,记者采访时,一些游人正冒着酷暑来此参观。“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这里,他们通过看实地、听讲解,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苦曲折、生死考验才创建了新中国。”纪念地工作人员说。

打出工农革命军军旗举行起义

1927年9月10日,脱险后的毛泽东风尘仆仆赶到了铜鼓县城。此时,驻扎在这里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已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

当天,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县城萧家祠主持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向大家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及安源张家湾会议确定的军事部署,号召大家拿起枪杆子,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那天正好是中秋节,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第三团全体干部聚了餐。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大家都很兴奋,有些人还喝了酒。”走在萧家祠绿草如茵的院落里,铜鼓县史志办主任王现国告诉记者。

1927年9月11日,第三团打出工农革命军军旗,举行起义。

当天凌晨,铜鼓县城东隅双江口大沙洲上,军旗猎猎,梭镖如林,第三团全体将士在此集合。毛泽东检阅部队后,一声令下,将士们浩浩荡荡出发,向浏阳方向挺进,先后攻取了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镇,由此踏上武装斗争的漫漫征程。

当年携手闹革命,如今合作谋发展

“在支援秋收起义、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等斗争中,全县被杀害的群众有七八万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1.8万(占全省烈士的7%)……”这是一段关于铜鼓革命历史的记载。

透过这段悲壮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幅热血场景:在铜鼓爆发的那场起义中,毛泽东和浏阳工农义勇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舍命支持;浏阳与铜鼓两地人民携手抱团闹革命,使得起义的枪声顺利打响。

战火湮灭,岁月变迁。

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浏阳与铜鼓赓续“携手闹革命”的传统,拉开了“合作谋发展”的大幕。

近几年,铜鼓着力实施“调头向西,对接浏阳,主动融入长株潭经济圈”的发展战略,而浏阳也欣然伸出橄榄枝,积极推动包括铜鼓在内的湘赣边界区域合作,双方在产业协作、交通互连、安全联管、生态同治等领域取得不少实质性成果。

两地人民的互通互融也很活跃,铜鼓人在浏阳做生意、工作、买房、安家的越来越多,浏阳人在铜鼓投资、办厂、开店、旅游的也与日俱增。

周其亮,是两地“合作谋发展”的参与者。这位浏阳人已经投资4亿多元,在铜鼓一个叫汤里的地方建起了森林温泉度假区,今年9月将正式营业。他说:“浏阳和铜鼓都是革命老区,历史上一直有很亲密的关系。现在两边的交通很便捷,政府又在大力推动合作,两地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史料链接

排埠休整

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在先后攻取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镇后,遇到强敌围攻。毛泽东考虑到硬拼不利,命令部队转移。9月15日,部队回到铜鼓的排埠,进行短暂休整。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深入思考,认为中国共产党以当时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的做法不符合实际,只有先向农村进军,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9月17日,毛泽东率第三团离开排埠,向浏阳孙家塅转移。

(史料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毛泽东张坊脱险堪称传奇

2019-04-11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颜开云 李广军 摄影报道

1927年9月8日,毛泽东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时不慎在浏阳被抓,后逃走并藏身池塘边躲过搜捕

陈午生说,这里就是毛泽东当年躲藏过的池塘,不过如今已成为稻田。

印记

浏阳市张坊镇江口村七溪组陈家祠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毛泽东遇险脱险处,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旧址。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颜开云 李广军

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秋收起义前夕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因为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而广为人知。很多人在读到这段史料时,都会为毛泽东传奇般的脱险感叹、庆幸:当年如果不是他机智逃脱,中国的革命历史就会改写。这个传奇故事,就发生在浏阳张坊。

峥嵘岁月 毛泽东被抓住后机智脱险

口述人:杨学诚(69岁,株洲人,曾在张坊当过知青。经过数年考证,他发现毛泽东秋收起义前夕的那次遇险脱险时间并非1927年9月9日而是9月8日,并从时间上推算确认此事发生在张坊。此结论已经中共中央献研究室认可并在《毛泽东年谱》中予以采纳修改。)

2013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明确写道:1927年9月8日,毛泽东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奔走于萍乡和铜鼓之间,准备到位于铜鼓的第三团驻地直接参与领导起义。同日,毛泽东和潘心元(时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后任红四军政委、红十三军政委,1930年牺牲)途经浏阳张家坊(现称张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脱险,死里逃生。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详细讲述这段化险为夷、扣人心弦的历险故事。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也称《西行漫记》)一书中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 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去。我跑到了一个高地上,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住,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足迹寻访 毛泽东率部回来后,曾在这里“打土豪”

浏阳市张坊镇江口村七溪组(原七溪村),就是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的遇险处。

在张小公路旁一栋废弃房屋旁,江口村原支书陈午生告诉记者,当时毛泽东在潘心元等人的护送下赴铜鼓组织秋收起义,曾经过这个地方。“一路上,毛泽东一行都尽量选择偏僻小路前行。1927年9月8日,他们却不慎走到了张家坊境内的大路上,导致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往张家坊团防局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陈家祠堂。到达祠堂附近时,毛泽东找到机会往山上跑,并藏身于一口池塘边。

记者看到,这座祠堂仍保存较好,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三进三开间,人字形山墙、硬山顶、小青瓦,雕梁画栋,占地四五百平方米。

在陈午生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这口池塘所在处。不过,随着岁月变迁,当年的池塘现在已成了一片稻田。

“脱险之后,毛泽东在当地村民帮助下,翻过边界山头来到江西境内的铜鼓县,到达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陈午生告诉记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第二次来到了陈家祠堂,“1927年9月16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从排埠出发,跨过铜浏边界进入张坊。当天,部队在陈家祠堂展开了打土豪行动,将缴获的财物全部分给老百姓。晚上,部队驻扎于此。”

今年3月,省政府核定公布了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口村陈家祠堂作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旧址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名单之列。

红色传承 做好“红+绿”结合文章,推动生态旅游

张坊是有着厚重红色基因的革命老区,除了毛泽东遇险脱险旧址,还有王首道故居、李白故居等红色景点,全镇在册烈士多达1080人。其中,李白烈士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原型,其潜伏在危机四伏的上海敌占区、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故事广为人知。

感悟红色情怀、铭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如今的张坊,正在书写“红色+绿色”的结合文章。浏阳市委、市政府“一园四镇”的发展思路、旅游干线的开通和大围山景区南大门的建成,使张坊由大围山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后卫”变成“前锋”。

“我们正在充分利用大围山、西溪磐石大峡谷等绿色生态资源,推动西溪景区开发建设向纵深推进,同时启动湖洋梯田景区景点打造,力争推动上洪村道官冲传统村落启动建设。”张坊镇党委书记刘飞舞表示,该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并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大力推介油纸伞、古山贡纸等客家文化资源,不断发展壮大旅游产业,繁荣旅游经济。

本文来源:https://www.longfajr.com/info/3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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